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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7年3月，国民党军发动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。胡宗南完成其人生中唯一的大胜，攻取延安，占领了陕甘宁根据地的绝大部分。
我们熟知的论调是，党中央本着存人失地、人地皆存的战略观，主动撤出了延安，在陕北坚持转战，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。
其实陕北转战绝非一言两语能说得清。复盘这场关系甚重的战斗，拥有优势兵力的蒋介石，一度把握着绝对主动权，并曾有机会一举击破陕甘宁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。
那么，蒋介石的优势是如何丧失？我党我军又是如何扭转局面的呢？
一、诡异的“延安悖论”
众所周知，作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政治心脏，延安周围只有1万多野战军。即使后来彭总受命组建西北野战军，整合了部分地方武装，总兵力也才2万出头。相比其他四大解放区（东北、华东、晋冀鲁豫、晋察冀），兵力最少。
用最少的兵力保卫最重要的地区，我们姑且称之为“延安悖论”。
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，面临的军事威胁却一点也不比其他解放区小。
关中有胡宗南集团约15万人，西北二马手中约有兵力10余万人，北面榆林尚有邓宝珊的一万余人，总兵力约25-26万，足称劲敌。尤其是二马，战斗力十分强悍，其作战风格一定程度上还对机动能力不强的边区部队构成克制。
就是这样情况下，1947年年初面临胡宗南集团日益紧张的威胁，中共中央还不愿从山西调太多部队保卫陕甘宁。
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从战役战术层面考量，这确实不太好理解。要找到答案，必须从战略上审视。
几大战略区中，陕甘宁区的人力物力、工业体系都是最薄弱的，只有区区200余万人口，几乎没有工商业，全靠农业。抗战时国民党政府掀起反共高潮，1940年停发边区政府经费，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56%的收靠外援和国民党财政，骤然间停发后，一度发生粮荒。党中央不得不从野战部队中抽出一个旅在南泥湾实施屯垦。
这种自然条件，与其他任何一个战略区都无法相提并论。以华东解放区为例，其面积虽与陕甘宁差不多，但人口多达2400万，拥有一定工商业基础，农业更是得天独厚，可以支撑长期战争所需。
所以陕甘宁在战略上价值，虽然也很重要，但与工业领先的东北解放区、地处华东之首的华东解放区、控扼华北屋脊的晋察冀、晋冀鲁豫二区相比，无论人力物力还是军事地理形势，都是等而下之的。
我军力量在内战之初并不是很雄厚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必须把重心放在争夺相对更重要的战略区域上。是以中央在经略东北时，舍得一口气派出十万干部，对政治心脏延安却舍不得多留一点兵力。
说到这里，捎带着讲一句题外话。中央大概对当时几大战略区，是有一个排行榜的。东北是毫无疑问的榜首，华东次之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又次之。东北需要兵，就从苏中和山东抽，山东解放区几乎把115师发展起来的骨干部队全部调空。中央需要开拓大别山、挺进外线，就不惜把晋冀鲁豫主力大部调走。
所以说表面上看来，就形成了所谓的“延安悖论”。
二、延安到底该怎么打，蒋介石没想清楚
蒋介石起初也看到了这个悖论。
全面内战爆发前夕，胡宗南考虑到抗战中没有立过大功，向蒋介石建议迅速拿下延安，好成就自己的名声。
蒋介石并不同意，一者延安军事价值不大。古代据守陕北威胁中原的不是没有，南北朝时赫连勃勃的大夏国，就是在陕北一带积蓄力量最后起家，靠游击战术消耗后秦，并夺取关中。但陕北能够威胁到的只有关中，国民党军事中枢不在关中，军事上逞其一击之威，就算拿下延安，对整个战局并无多大作用。蒋介石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向东北、华北、华东运送兵力，没有同意。
再者，延安是中共政治心脏，当时国际舆论尤其是美苏两方，希望看到中国和平，不愿再起战事，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。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民主党派都在积极谋求和平，重庆双十协定的墨水还没干呢，此时贸然打下延安，会在政治上严重失分。
所以当时形成一种吊诡的现象，双方都知道延安军事上是危地，却没有人围绕延安动心思。
以至于陕甘宁边区内部都形成了一股浓浓的和平空气，认为政治力量拴住了蒋介石的战争机器，战火不会烧到延安来。
胡宗南的情报人员从延安带回来周恩来、朱德在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上的讲话，分析，延安存在强烈的和平观念，认为国民党军绝不可能轻易进攻遥远的延安。
真正的转机是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失败，蒋介石把策略调整为重点进攻，即对陕甘宁和华东两大解放区进攻。关于这一战略的失误，未来笔者会另开一文详叙。
重点进攻陕甘宁，军事战略层面的形势并没有变化，陕甘宁解放区执掌全党政治中枢之牛耳，但仍然不是战略争衡的首要地区。蒋介石之所以改变初衷要打延安，是为了提振全面进攻失利后颓丧的军心士气，抓不住毛泽东，也要把政治中心摧毁。也就是说，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。
换言之，就是为了泄愤。
但泄愤的同时，也要考虑军事行动的附加意义。毕竟兵凶战危，每一分军费、每一个士兵的生命，都不能白白牺牲。
蒋介石恼怒之余，虑不及此。似乎没有深入思考陕甘宁边区到底该怎么打。
中共虽然不派重兵守卫延安，但延安毕竟是中央所在地，是全国革命力量的精神圣地，也是世界共产主义阵营比较关注的地方。一旦丢掉，对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会是沉重的打击。真打起来，中共必然想办法应对，尽量避免延安沦陷。
蒋介石的机会就在这里。
打延安，以十多倍的兵力优势，迅速攻占不成问题。但占领之后捞不到实利，无法利用延安这个政治杠杆，撬动战略层面的变化。
如果留着延安不打，四面八方夺取陕甘宁解放区23个县中的绝大部分，只留一个延安孤城围而不攻，吸引邻近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增援，或可形成围点打援之势。
这种设想并非空谈。
胡宗南发兵进攻延安的同时，由于熊向晖及时送出情报，中共中央立即决定，以晋冀鲁豫刘邓大军进攻平汉路，在山西、河北外线进攻，陈赓率四纵主动向关中发起进攻，以期打乱胡宗南的部署。
与此同时，彭德怀指挥陕北各部在延安组织抵抗，设定目标是牵制胡宗南20天，好让外线部队充分吸引国民党军兵力，迫使胡宗南退回关中保卫老巢。
这说明，中共中央期望保住延安，而非轻易放弃。
这个微妙的战略动向，被蒋介石忽视了。
若是蒋军及时调整策略，明攻延安、实打陈赓，迅速调转矛头围攻进入关中、晋南的陈赓部队，陈赓手里满打满算2万多人，根本不是胡宗南14万大军的对手。
陈赓所率四纵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绝对主力，设若胡宗南运筹得当，抓住并打残陈赓纵队，晋冀鲁豫军区将受重创。
刘邓大军此时也正积极行动，全面向平汉路进攻。蒋介石若能大处着眼，寻瑕抵隙，全面攻入晋冀鲁豫区，就算不能全取该区，至少能占据主动，为彻底击破晋冀鲁豫区创造机会。
但蒋介石对这些潜在的机会统统无视，强行集中主力进攻延安，造成狮子搏兔之态势。虽然取得一个称得上全胜的战果，但所有能围绕延安做出的文章，也就彻底没有机会再做了。
无他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改变了策略。
三、胡宗南再犯战略错误
1947年3月18日，党政军民撤离延安。
撤离后到哪里去？这是个很艰难的抉择。
各大解放区党委、首长，纷纷致电党中央，要求毛泽东、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移驻其他区域，确保政治中枢的绝对安全。
中央并不像后世演绎得那样，早就智珠在握、成竹在胸，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弃延安，并决定在陕北转战，牵制胡宗南。撤离之初，中央一度考虑就近撤入晋绥解放区，而不是留在陕北，毕竟陕北已成绝地。但晋绥解放区面积小，又处于阎锡山、傅作义夹击之下，很难立足。中央机关一撤过来，立即会引起国民党军重兵围攻，引发新的危机。
就在中央犹豫到哪里去的时候，彭德怀率领刚刚组建的西北野战军，在青化砭击败胡宗南一部，歼灭敌第31旅近3000人。
这个局部战斗，立即引起毛泽东极大关注。
与蒋介石不一样，毛泽东的战争嗅觉非常敏锐，往往能从细枝末节中判断出形势走向。
什么走向呢？胡宗南的战略方向似乎错了。
胡宗南占领延安后，并没有如中共中央预想的一样，扫荡陕甘宁边区，继续合兵压迫晋绥解放区，扩大其胜利。而是以绝对优势兵力追捕中共中央机关，消灭陕北部队。
这是蒋介石狮子搏兔战略的延续，也是国民党军力量的极大浪费。
中共中央机关化整为零，随时可以秘密进入其他解放区，你想抓也抓不住。
西北野战军只有区区2万余人，力量不强大，对国民党军来说价值不大。
胡宗南把主力如果被吸引在陕北，无疑可以为邻近的晋察冀、晋绥乃至晋冀鲁豫解放区，减轻不少军事压力。
彭德怀在青化砭这场胜利来得太及时了，毛泽东看到敌人战略上的失误，也看到我军在战术、地利上的优势，两者结合，就此形成了留在陕北、牵制胡宗南主力的惊险战略。
说惊险，一点也不夸张。
能够护卫中央的兵力少得可怜，而且还要时刻准备集中起来打歼灭战，有时不得不和中央机关离开一段距离。如果胡宗南精准获知党中央所在地，那就全完了。
毛泽东在转战途中提议，把中央领导人分成几部分，刘少奇、朱德、董必武等领导人到其他解放区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则继续留在陕北，以避免偶发性风险，确保中央领导集体有一个“备份”。
可以说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等主要领导人，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情怀。
中共中央从此展开了艰苦卓绝的陕北转战，不仅缺衣少粮，人身安全也不能绝对保证。毛泽东与胡宗南追击部队最近的时候，只隔了一个山头。
政治领袖亲率小部队，与敌人主力部队周旋诱敌，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观。这种壮举，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做得出来。
四、充满风险的转战
战争从来不是诗情画意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，遭遇了许多困难。
中共中央转战陕北，准确来讲是转战于延安北部和榆林中南部地区。
这里地广人稀，山峁连绵，沟壑纵横，地形复杂，交通不便。对于深谙游击战精髓的解放军部队来说，这里正是与敌人周旋的最好场所。
当新四旅干部要求增派部队保护党中央时，毛泽东自信满满地说：“这个你们不用担心，陕北地形险要，群众条件好，回旋余地大，安全完全有保障。”
中央领导集体分工分赴各个方向后，留在陕北的前委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及警卫部队只有800多人。在陕北的山峁沟壑之间，这支小部队很容易隐蔽和转移。
胡宗南一直认为，中共中央机关的行动，必定要有主力部队的掩护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保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只有区区几百人的警卫部队。
为了隐蔽，他们往往昼伏夜行，所以即便敌人有飞机侦察也很难发现。一年零五天的转战路上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遇险，却总是逢凶化吉。
从安塞到靖边，面对刘戡的四个半旅的追击，险象环生，在小河几乎和敌人迎面相遇。在天赐湾，毛泽东按兵不动，唱了一出“空城计”，让敌人顺沟过去。在佳县，刘戡、钟松10万兵马南北扑来，大雨连绵，河水猛涨，面对渐渐逼近的敌兵，毛泽东毅然决定沿着葭芦河向黄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，脱离险境。
这些惊心动魄的传奇事迹，被陕北百姓讲述得颇具神秘色彩。仔细推究，应该与陕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密不可分。
五、彭德怀的刚猛作风
有人也许会质疑，中共中央这种牵制战略，会不会一厢情愿。
蒋介石难道不会丢下陕北不管，抽出主要精力用于其他战区吗？比如抽出胡宗南主力，东进河南，打击陈赓兵团。又或是调陕西部队进入晋西北，先解决晋绥区。
从实际情况看，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。胡宗南、马家军两部兵力合起来，是西北野战军的十多倍，完全有余力两线作战。这样一来，中共中央走也走不了，牵制也牵制不住，不仅战略意图成空，自身也难以在西北有大的发展。
但彭德怀的战略战术风格，击碎了这种可能性。
开国十大将帅之中，彭总的风格可谓是刚猛第一。有别于徐向前的灵动、刘伯承的老辣、101的老谋深算、粟裕的精准奇诡，彭总作战向来大开大阖，逮着机会就打，而且往往不避不让，善于制造大动静。这种风格，刚好击中蒋介石、胡宗南等人痛处。
就以青化砭之战为例。
此战距撤充延安仅一星期左右。胡宗南主力尚在陕北，正在到处找西野主力决战。当时中央尚未决定到底是走是留，野战军似乎应当尽量避免过早与敌决战，先找好隐蔽地点，确保自身安全，再说别的。
但彭德怀就敢于在距离延安仅二十多公里的青化砭镇，打硬桥硬马的歼灭战。而且一战干掉胡宗南一个旅，打出来大军对垒、等量齐观的感觉，而不是以弱对强、以巧胜力。
这就极大刺激了蒋介石、胡宗南，区区一个陕甘宁边区，就有这么强横的实力，谁还敢等闲视之？必须投入绝对主力，尽快消灭之。
有道是，进攻是最好的防守。
彭德怀一战得手，气势倍增，在绝对逆境之中，巧妙利用陕北地形，连续取得羊马河、蟠龙镇大捷，每战都干掉敌一个旅或更多建制部队，三战消灭胡宗南部队1.4万余人，引起胡宗南各部极大恐慌。
正是彭德怀刚猛迅捷的战争作风，极大影响了蒋介石与胡宗南的判断，使其过高估计了西北野战军的力量，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军事价值正规股票配资开户，从而作出背离事实的战略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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